左宗棠对西北边疆的关注，早在他年轻时就开始了。
道光十三年（1833年），年仅21岁的左宗棠第一次去北京参加科举考试。在他那首《燕台杂感》的诗集里，他就预见了关于新疆设立省份和开垦屯田等一系列事务。在北京期间，左宗棠还特意结识了一位研究西北历史的学者徐松，并从他那里获得了许多有关新疆的珍贵文献资料。
对左宗棠而言，科举考试就像一堵墙，怎么撞都撞不开。
经过三次考试都没考中，左宗棠心里灰心丧气，不再打算继续追求功名。他这段时间，静下心来，广泛阅读，特别用心研究有关新疆的书籍，比如《西域图志》，费了不少心思去理解里面的内容。
道光年间的两位大人物陶澍和林则徐，对左宗棠的人生起到了关键的引导作用。陶澍的赏识，让年轻的左宗棠，那个还只是个普通书生，早早地接触到朝廷关于西域事务的奏章。而那次在湘江的船上与林则徐相遇，谈及西域的局势时，林则徐说的那句“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让左宗棠受到很大启发，影响颇深。
在1871年，也就是同治十年，沙俄军队占领了新疆的伊犁地区。那时，左宗棠担任陕甘总督，很快就意识到了沙俄的野心。他给准备请假回家的部下刘锦棠写信说：“沙俄已经占领了我国东北部的黑龙江，局势越来越紧张。现在他们又把目光转向了西部边疆，早就有所图谋，行动迅速，我们必须赶紧做好防备。”
两年后，在同治十二年（1873年），面对新疆被一点点侵蚀的情况，左宗棠挥笔写了一篇见解独到的奏章，送到了总理衙门。他认为，俄罗斯占领伊犁的问题，“光靠嘴巴讲不清楚”，最终还是要靠武力或者武力威胁来解决，才能夺回来。
那个时候，关外各个军队的准备状态真的很糟糕。兵力少得可怜，还杂乱无章，大家都坐着吃饭，根本没啥战斗力。指挥也不统一，士气低落，根本没有能打赢关键地方的条件。
再说，河西走廊作为军队进攻的必经之路和临时据点，早就被破坏得非常严重了。
左宗棠面对困难没有退缩，他详细说明了面临的不利情况后，提出了用军事力量收复新疆的战略。他认为，要对抗俄国的入侵计划，首先要确保南疆的安全。如果想要夺回伊犁，就必须先拿下乌鲁木齐。在军费方面，他主张要专门筹集实际可用的军费，并寻找新的军费来源，同时在肃州设立后勤基地。他还强调要节约开支，统一调配，将各部队的军费集中起来，根据轻重缓急合理分配。
那时候掌权的清朝官员对新疆的情况了解不多，甚至不知道阿古柏入侵的原因和现状。直到俄国军队全面占领伊犁，他们才突然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感到措手不及。
当左宗棠全力主张武力夺回新疆时，一场关于海防与边防的激烈辩论也同时进行。
自从新疆失去控制后，曾国藩主张暂时不管关外的事，专心治理关内的事务。而李鸿章则建议，暂时不要撤回西北地区的军队，无论是已经出塞的还是还未出塞的，把原本用于撤军的军费全部用来加强海防建设。
李鸿章说，新疆北边挨着俄国，南边紧挨着英属印度。就算想收回来，将来也很难长久守住。再加上中国现在的力量，其实也比不上专注于西域的需要。
因为李鸿章和他的支持者不断宣传，一时间，“边疆无用论”、“得不偿失论”、“出兵必败论”之类的声音很是嚣张。
那时候，左宗棠算是个例外，但他这股子硬气确实让人佩服。
在光绪元年的三月初七，左宗棠勇敢地站了出来，提交了《复陈海防塞防及关外剿抚粮运情形折》和《遵旨密陈片》两份文件。他在文件中仔细分析了双方的局势，并提出了一套应对策略。
针对李鸿章提出的“牺牲陆地防御来加强海上防御”的观点，左宗棠则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当前最需要的是明确战略目标和合理规划，既要重视东部的海防，也要重视西部的陆地防御，两者都不可偏废。这里的“并重”并不是指平均分配资源，而是根据实际情况和紧迫性，合理调配资源。
对于那些说“新疆无用”或者“得不偿失”的荒谬言论，左宗棠毫不客气地指出，国家的领土范围不能随便让步，更不是所谓的“万里穷荒”。绝不能给任何借口，让侵略者有机可乘去霸占它。
对于那些预言“出兵必败”的李鸿章，左宗棠反唇相讥，气势十足地说道：“别管敌人的势头有多猛，你们看看自己的军队是不是厉害？”
说到这，左宗棠立刻态度坚决，他向朝廷提议，应当迅速更换前线的指挥官，用景廉替换金顺，并且把负责西征粮食供应的袁保恒调离岗位。毕竟，他们“同处一役，却心不齐”。这样，才能组建一个团结一致、有威信且行动力强的指挥团队。
左宗棠主张加强边防的策略，得到了当时的朝廷重臣文祥的支持。于是，慈禧太后终于下了决心，在光绪元年三月二十八日发布紧急命令，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这份命令赋予他全面负责筹集军队和军饷、指挥作战的权力，并明确指示将镇迪道划归陕甘总督管辖。
左宗棠一生中最让人佩服的事情，就是他带领军队，用武力夺回了新疆。这件事不仅展现了他非凡的勇气，还体现了他为了国家和民族的英勇无畏。
后来，才有人真正去探究，那些豪情万丈的英雄事迹背后，究竟隐藏着多少心酸和苦楚。这才是让左宗棠和他的战友们最值得敬佩、最让人感动的地方。
一听到皇上的命令，大家纷纷为了大家的利益拼命，左宗棠也感到了危机。
这是左宗棠当年领兵西征时的真实情况。那时候，他遇到的主要难题有三个：第一，身后那些“同事”，几乎都在盼着他失败，打击他的人太多了。想想历史上那些收复失地的战役，能像左宗棠这样孤军奋战的，恐怕真少见；第二，国库几乎空了，钱不好筹，军粮短缺，粮食运输又路远又困难，简直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要搞不好就走到死路上了；第三，驻扎新疆的匪首阿古柏很凶残，还和英俄等国有勾结，要面对这样的强劲敌人，又是千里远征，稍有差池，就可能出事，严重的甚至会全军溃败。
尽管面对无数困难和危险，左宗棠内心难免感到一丝凄凉和苦楚，但他无论身处何地，总是展现出晚清时期最坚强的男子汉形象，他的坚韧和勇敢令人深深敬佩。
李鸿章老是笑话左宗棠手下没有厉害的部队，这事儿挺不地道。眼瞅着要用兵去新疆，他不仅不帮忙，还用尽各种手段，把原来在西北的刘铭传的铭军和宋庆毅的部队调到内地，故意给左宗棠在兵力上添麻烦。
这件事上，左宗棠倒是挺淡定，因为他有许多选拔将领和指挥军队的好方法。
左宗棠挑选将领时，特别重视志同道合，那种不怕死、不贪财的精神。在他的西征大军中，有三位主要将领：北路的金顺、南路的张曜和中路的刘锦棠，他们都符合这个标准。相比之下，曾国藩的湘军将领稍微逊色一些，而李鸿章的淮军将领也显得有些不足。
说到边疆战争，左宗棠也很擅长根据实际情况来调整策略。他认为西征的军队应该注重质量而非数量，毕竟路程遥远，物资运输困难，盲目增加兵力并不可行。
说实话，对于当时的左宗棠来说，兵将这块儿基本上没什么大问题。就算有人在背后捣鬼、设障碍，也没啥大事儿。
说到底，最让人头疼的还是士兵的俸禄问题。
左宗棠领的西征大军，一年下来花了大约八百万两，但朝廷能拨的也就五百万多。这还只是表面的乐观估计。自从“海防”这个提议出来后，李鸿章搅局，把本该从海关关税和各省厘金中拨给西征的军费，计划中的一半都被削减，只剩几百万元左右。
没办法，左宗棠只好忍受朝野上下的批评，硬着头皮想办法从洋人那儿筹措西征的资金。那时候，西部的陕甘地区没有洋商的驻场，左宗棠要想借到款，得请东部的两江帮忙做代理，方便和上海的洋商打交道。
两江总督是沈葆桢，他之前是左宗棠推荐他担任船政大臣后才提拔上的。既然有这层关系，沈葆桢应该对左宗棠心存感激，面对左宗棠的重要事情，他应该全力帮忙才对。
大家都没想到，沈葆桢不仅没答应左宗棠借钱的要求，还向朝廷上了一份语气很强硬的报告，坚决不同意左宗棠用借来的钱去西部打仗。
沈葆桢主要反对左宗棠借款，觉得利息太高。如果用一千万来算，按照台湾的八厘利息计算，十年后才能还清。光利息就得近六百万，就像一年一年的花销一样。
沈葆桢的行为显示，他不再纠结于与左宗棠的旧交情，而是选择了支持李鸿章。
由于沈葆桢引起的争议，招来了很多批评。尽管清政府那时已经批准了一千万两的借款计划，为了不打击西征军的士气，左宗棠决定独自面对困难，请求将借款减少到四百万两。
慈禧有时候确实表现出了宽宏大量的胸怀和果敢的胆识。当她了解到左宗棠在西征过程中所面临的困难和艰辛时，清廷最终想出了一个折衷的方案：“既然督办负责肃清西路，那么就不担心筹集大量的资金，广泛地使用这些资金，来完成整个计划。再从户部库存中拨出四成的洋税，给二百万两银子，还允许借洋款五百万两。各省也应该提前交纳三百万两的协饷，这样总共达到了一千万两的金额。”
左宗棠一听到这道上谕，眼泪就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
军饷一到手，左宗棠的信心大增。他赶紧安排好粮草筹备、物资运输和军需补给这些关键的事宜。等一切都准备妥当，时机成熟的时候，他仔细考虑后提出了两项重要的战略计划，为收复新疆奠定了基础。
第一条：要想把新疆拿回来，先从北边开始，然后逐步向南推进。
向西行进时，战斗需要稳步进行，不宜操之过急。
1876年的夏天，清朝光绪二年，一场收复新疆的大行动开始了。当时，左宗棠在肃州坐镇指挥，刘锦棠和金顺分别率领部队，分成两路从关外出发，准备向新疆进发。
到了八月，刘锦棠和金顺的两支军队合力奋战，成功攻下了乌鲁木齐周边的重要地点古牧地。阿古柏的同伙白彦虎见形势不利，决定弃城逃跑。刘锦棠因此顺利夺回了北疆的关键城市，几乎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西征的大军成功平定了北方边境的反抗后，左宗棠随即制定了三路进攻的计划。金顺留在乌鲁木齐守卫，刘锦棠则担任前线总指挥，带领部队向南疆的达坂、托克逊和吐鲁番三座城市发起攻击。
当达坂到吐鲁番的战斗大获全胜，西征的队伍正打算乘着胜利的势头，一口气拿下整个南疆时，突然从浙江传来的一桩冤案，意外打乱了左宗棠的计划，差点让这场重要的西征行动泡汤。
这个不为人知的历史小故事，其实很好地展现了左宗棠西征的真实情况——看似轻松获胜的背后，其实有很多不容易，困难重重啊！
左宗棠的西征军费虽然看似已经解决，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当时，西征军的经费大部分依靠东南几省的支持，但由于李鸿章的反对，这些省份通常不能按时足额提供。唯一例外的是浙江，这个省份一直按照规定的时间和额度，准时提供军费，从不拖延。
话说回来，浙江之所以这么积极地支持西征的军费，主要是因为当地的官员们都看中了这场仗的重要性，清楚胜利能给他们带来多大的好处。另外，浙江的经济情况还算可以，有足够的财力来负担这笔大开支，不像其他省份那样资金紧张。还有，他们的官员比较擅长把握机会，知道支持中央的决策能为自己赢得更多的声誉和实际利益，所以比其他地方更愿意配合，按时按量地提供资金。
说到底，就是因为当年浙江巡抚杨昌浚曾是左宗棠的部下，所以李鸿章那一派的人没法插手。
在西征大军一路凯旋的时候，光绪二年九月，因为杨乃武和小白菜那件事，朝廷下令让浙江巡抚杨昌浚把葛品莲的棺材和所有检验的资料一起送到北京。到了光绪三年二月十六日，因为这桩案子，杨昌浚被解除了职务。
杨昌浚卸任后，浙江巡抚一职落到了李鸿章手下的人手中。新官上任后，原本按时足额的军饷供应立刻中断了。
在左宗棠准备西征前，账上显示有一千万两的军费。但到了收复新疆的第二阶段，预期的五百万两借款却迟迟没有着落。更糟糕的是，各地支援的军饷也出了问题，那一年，直到四月份，总共才收到不到三十万两，平均每月只有那么几万两。
再说了，左宗棠头上还挂着一笔超过三千万两的欠饷。这笔钱是在收复新疆之前，左宗棠在陕甘地区平乱时，朝廷多年没有发放的军饷。
部队因为欠饷，可能已经没有指望再收到军饷了。如果将领们的斗志稍微松懈，西征的队伍就会崩溃，收复新疆的任务也很难完成了。
还好，在西征局势危急的时候，负责为左宗棠筹集资金的胡雪岩，费了不少周折，最终从汇丰银行借到了五百万两救命钱。
胡雪岩帮左宗棠借钱，最高被人批评的就是利息太高，差点成了高利贷。不过在当时的情况下，就算胡雪岩心里还有点想赚钱，但对整个西征的大局来说，他的贡献还是不能忽视的。没有胡雪岩的帮助，可能就不会有收复南疆的最后一场战役了。
那些发誓不贪图钱财、决心用生命去征战的西征将领们。
那时候有人讲，收复新疆的任务，只有左宗棠和他的士兵们愿意去完成，也只有他们能赢得这场战斗。如果换成曾国藩的湘军或者是李鸿章的淮军，不仅很难发起这样的战役，就算发起也未必能轻易取胜。
这种说法绝对没错。
看看那些参加过西方战役的将军们最后的结局，你就清楚了。
左宗棠打了胜仗回到京城，结果连房子都买不起，最后是拼了老命，把身体累得不行才勉强解决。咱们就别多说了，重点得聊聊他那些手下大将的故事。
西征北路军的统帅金顺后来做了伊犁将军。伊犁将军的职位很吃香，过去历任的将领都通过各种手段捞了不少钱，离开时还得用大车把私房钱拉走。但金顺不一样。光绪十一年（1885年），他奉旨进京，在路上不幸病逝在肃州。他去世后，身上一分钱都没有，连埋葬都成问题。史书记载：“身后不名一钱，几无以为殓。”
张曜当上了西征南路军的帅位，后来还做过山东巡抚，甚至当过海军帮办大臣。他在任山东巡抚期间，为了弥补部队在新疆作战时欠下的军饷，还向德国洋行借了七十四万七千多两的巨款。结果，直到他在光绪十七年去世，这笔债务也没有还清。说来也怪，张曜这个人一分钱私藏都没有，临终时他感到非常不甘心。
史书上说：“张曜这个人一直很廉洁自律，真的很难得。他带兵治军已经四十年了，身上从没有一点私产，什么东西都没有。去世时几乎没有东西可以用来安葬，陪葬的官员们看到都很难过，流下了眼泪。”
在西征中路军担任统帅的刘锦棠，战后成为了新疆巡抚。担任巡抚期间，刘锦棠非常想解决西征时留下的欠饷问题，但是考虑到通讯、汇兑、递送等方面的条件都比较落后，结果就有不少军饷无法送到应得的士兵手中。不过，刘锦棠没有私自占为己有。在光绪十三年的时候，他回乡看望祖母，途中把全部的银子都用车送到了新疆蕃库，完全没有留下任何私心。
在甲午战争期间，清廷命令刘锦棠进京，但他身体不适仍坚持上路，走到县城时突然中风，被人扶回家中，不久便离世，享年五十一岁。
据史书记载，这位公爷去世后，家人打开他的竹箱，里面只有一些破旧的赏赐物品和残缺的写信纸张。他回到老家后，生活十分简朴，住的房子也很空旷冷清，完全不像一个高官的样子。
在西征期间，副帅兼营务总管的刘典曾在兰州驻扎。当时军饷非常紧缺，但他率先垂范，厉行节约，为全体官兵树立了好榜样。整个营务处每月仅靠七百两银子勉强支撑，直到新疆成功收复才得以缓解。
光绪四年，刘典在兰州督署去世，家里一贫如洗，连钱都没有。他的家人和孩子们都没有地方生活。左宗棠得知这个消息，非常难过，眼泪直流。为了不让刘典违背平时从不为私事动用公款的习惯，他特意从自己的工资里拿出六千两，用来办丧事和养家。这也是他一生中为个人援助而用的最大一笔钱。
左宗棠的四位手下将军，一生都过得十分清贫，直到去世时也没能改善，甚至连一口棺材都买不起。
真是让人同情啊！
真是一段令人感慨的情节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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